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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致摸透了老太后的打算,刘荣也并没有梗着脖子多说,含糊其辞,就给暂时糊弄了过去。
二弟刘德、三弟刘淤、四弟刘余、五弟刘非之后,其他的弟弟们,也都次序抵达了长安。
——老六长沙王刘发,由于路途实在太远,是最后一个到的。
老七常山王刘彭祖、老九中山王刘胜,则一同抵达。
老八胶西王刘端,小十胶东王刘彘,也是前后脚到的长安。
至于更小的几个,即小王美人:王皃姁所生的小十一、小十二,则都还因年幼而养在长安。
孝景皇帝驾崩之后,小王美人自己也不便留在宫中,便被刘荣送去桂宫,与故薄皇后作伴。
此番,诸王还朝,除了象征性的‘本父丧’,以及在刘荣这一朝首次觐见之外,最主要的大事,便是封王事宜。
如刘荣一母同胞的兄弟,河间王刘德、临江王刘淤二人,其中一个当移封为赵王,另一个,则当移封到一个更大些的诸侯国。
这也是为何当年,两个弟弟离京就藩的时候,刘荣会专门提醒两个弟弟:别急着把王宫建的太好,能凑合着住两年就行了。
虽没明说,却也已经是按时二人:反正早晚要移封,别搞个富丽堂皇的王宫,最后却平白给他人做了嫁衣。
眼下,便是这二王该移封的时候了。
至于老四鲁王刘余,老六长沙王刘发二人,早在获封之初,便是带着政治人物就国。
——刘余去鲁地,是为了压制当地,愈发甚嚣尘上的‘以儒治国’的舆论,以及发动这个舆论的鲁儒。
这几年下来,刘余做的不错。
至少算得上合格。
所以此番入朝,刘荣主要是考察一下过去几年,刘余在鲁地所进行的文化引导工作,并加以指导。
至于长沙王刘发,则肩负着汉家南边境,防备岭南百越之地的战略任务。
而汉室的南方,不同于北境的军事战略压力——更准确的说,汉室的南方,也就是岭南百越,更像是政治问题,而非军事问题。
北墙外,是纯粹的外部游牧民族,而南方岭南,则是早就被纳入华夏文明怀抱,却在秦末乱世意外割据的南越赵佗。
如果汉家没有北方的战略防守压力,只有南方一个心腹大患,那根本无需讨论岭南是否需要武统——在成为汉家唯一战略敌人的瞬间,赵佗那只老乌龟,就会迅速决定内附!
舍得下老脸,就做汉家的承恩侯、归义王之类,以在长安颐养天年;
舍不下,也不过是毗邻岭南的长沙、荆吴一代,顶着个荣誉性质的虚爵,以归养乡野。
所以,汉家对于岭南的态度,一直都很明确。
——打,不值当。
得不偿失不说,现实条件也不允许汉家——不允许仍旧处于匈奴人战略威胁之下的汉家,分出精力在岭南动武。
故而,在不动武的基础上,汉家愿意通过任何方式,来保证岭南名义上归属于汉家。
一如过往这些年,岭南以南越赵佗政权为主,闽越、东越等国为辅,皆奉汉天子为‘君’,奉汉家为宗主,接受汉家的册封,以及名义上的从属关系。
然而实际上,汉家实际掌控的版图,却是以南方五岭为界。
过了五岭,踏上百越之地,还能受到汉家律法、刘汉社稷庇护的,便只有长安派去的使节。
而长沙国作为五岭以北,或者说是岭南百越之地,与神州中原之间的缓冲区域,肩负的政治责任不可谓不重。
从汉家的利益考虑,长沙王治长沙,基本全权负责对岭南百越的监视,绝不能太软弱;
但从汉家战略重心集中在北方,分不出精力到岭南的事实出发,以‘不可动武’为先决条件,长沙王对待岭南百越,又不能过度强硬。
一边,是为了不动武能忍则忍;
同时,又要处于宗主国、天朝上国的自尊,而不能太过于予取予求。
这个度如何把握,显然是个技术活。
在孝景皇帝之前,长沙这块地界,一直都是由汉家在太祖皇帝白马誓盟:非刘氏不得王后,唯一一家合法存在的异姓诸侯:长沙王吴氏去头疼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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